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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香显怀了。这天一大早，我这正吃着饭呢，凤香挺着个老粗腰板子，美巴叽儿地坐炕沿奶着孩子，跟我闲叨叨，说：“哎，你说邪门儿不？干娘跟你师傅那么多年，从有了铁头就没再怀过，这一跟了二倔子。嘻嘻，这快就有了；跟我肚里这个前后脚的日子。你说二倔子这缺德玩意儿，谁知道他早就把师娘忙和妥了。你说二倔子瘾头子就那么大？也别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干娘也没老实。”她说：“哎，干娘要是生个丫头，我要是生个小子，我就跟干娘换。你说我咋就想要个丫头呢？”
“你可拉倒吧。”我说：“那不差辈了？再说，就二倔子那种……”
“妈呀。我咋把这茬儿忘了。”凤香说：“你看见没，张叔跟秃子妈过上了。”
“知道啊。”我说：“连小疙儿都不要了，就搁老叔那跟铁头一块儿滚。”
“那也怨不得张叔，你说小疙儿和秃子着俩臭小子，是一见面就打，一见面就打。那天在井沿那，俩孩崽子撕巴成团儿了，拉都拉不开。那俩臭小子，一个赛一个地古怪，不合群儿，犯相。”
“谁说不合群儿？”我说：“我看那俩孩子挺好。”
“你？”凤香说：“你也就裤裆里多那二两肉。要不介，你也能生孩子啦。”
“你少说我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这些个老娘们儿，就知道生孩子。一说这事，比啥的上心。”
“小冤家。不生孩子，你从石头坷里蹦出来的啊？”凤香说：“我又想起个事。我就说咱叔，咱叔也就这命了。你说自个儿都没个孩子，整俩别人的臭小子在身边，吃着住着咱不说，那闹人劲，啧啧。换我，一天我也受不了。赶明儿咱小栓子要大了，也像铁头那驴，看我不一天消他八遍才怪的。哎，你说咱叔跟安东那婶儿到底是散伙了，还是咋的？就这么啷当着？我就纳闷儿，咱叔也正当年，壮得跟牛似的，他就不憋得慌？那婶儿真要是不跟咱叔过了，就咱叔那身价，想找啥样儿的找不着？就不会再娶一个，生个仨俩的。咋说，那也是自个儿养的不是？你没看那大买卖人家儿，都仨俩仨俩地娶，一群一群地生，为啥？不就为多养孩子吗。像咱叔跟我爹这样的，那就是托生错了，那就该剃了头当和尚；真是天底下少有。人啊，到啥时还得是自个儿的根儿呀；别人，都瞎扯。”
“呵呵。”我笑笑。心说，你知道个屁。
凤香说“哎，你说张叔跟秃子妈那粘乎劲，啧啧。看着都叫人起鸡皮疙瘩。进院子还拉着手，也不说躲个人。”
我说：“你爱看。”我心说，这个张保生啊，八成是找着会发洋贱的了。
“我才不稀得看呢，闹眼睛。”凤香说：“张叔这人也真是的，以前瞅着，说话办事挺像个人的。你说遇这事儿，他咋就那样儿呢？就说你要跟秃子妈过，你就光明正大地请请大伙儿。这事儿，都是两厢情愿的事儿，谁还能那么不知好歹地挡着你？整得就跟偷人养汉似的，说着也不好听啊。”
“你呀”我说：“咸（闲）吃萝卜淡操心，管那么多闲事儿干啥？”
见我推门要走，凤香说，下晚儿回来再多买点高梁米，看明天又贵得吓死个人。我答应着，去了车行。
眼瞅清明了，天头也渐暖，地上的草拱出了芽子，街边的树也冒绿了。街面上没了苏联兵，多了些中央军，多了些西装革履的接收大员，那些土的掉渣、侉了巴叽的八路也不知都哪去了。离车行不远，我瞅四五个警察挎洋刀、拎警棍的警察围着一个粥摊子乱嚷嚷。咳，这事见天都有，我也懒得看。就直接进了车行，换着衣裳，我就叨咕，说：“街上竟是警察，没他不管的。”川子舅嘀嘀咕咕地说：“大鼻子在时，都猫没影儿了。这也不都搁哪耗子洞里又钻出来了。”二倔子在一边接茬儿说：“警察多。东西，这价码，也跟小孩的鸡巴似的——噌噌见长。老婆子要吃山楂糕，昨下晚儿回家，还一万一块儿呢，今儿早我一打听，我肏他个血祖宗的，五万了。这他妈的就没人不管了。这帮杂种肏的。”
眼瞅到晌午了，我这正张罗要整饭。就看玉良气喘嘘嘘地进了来。这小子，还是那身打扮，礼帽、西装、黑墨镜。我上去给玉良一杵子，说：“你还知道来啊？！”
玉良一裂嘴，“嘶——”地一声，捂住了肩膀子。他对川子舅说：“舅，我要走了。来跟你说一声。”
“上哪啊？”川子舅看玉良捂着肩膀头子，就问：“这咋的了？”
“没事。”玉良笑笑说：“受了点伤。”他拍了我一巴掌说：“老动手动脚的。”他跟我说：“对了，昨天我去抚顺，听说那个姓姜的给枪崩了。你也要加小心啊。”
“是吗？”我问：“为啥呀？”
玉良说：“汉奸呗。”
“那，活该。”川子舅问玉良：“你啥时回来呀？”
玉良还是笑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我说：“你这伤，得去医院看看啊？”
玉良说：“都快好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咋连上哪都不知道啊？”
“舅。”玉良跟川子舅说：“我得去赶车，先去锦州。正好在北站上车，就来看你们一眼。等我有了落脚的地儿，就给你们来信。”
我说：“咋这么急着就走啊？老叔还不知道呢。”
“来不急了。”玉良跟川子舅说：“舅，你多保重。我走了。”他又叫我，说：“全子，回头你跟老叔说一声。”这就往外走。
“你小子。”川子舅说：“可别忘了家啊。”
玉良回头冲我和川子舅招招手，说：“知道了。不能忘啊！”跟着，人就风风火火地走远了。
玉良走了不大功夫，我跟川子舅、还有二倔子刚吃了晌饭，就看一帮子人指指点点地朝车行这走。里头有两个戴大沿帽、肩上扛着花花杠杠的军官，有五、六个挎洋刀，拎警棍的警察，也有打打扮得溜光水滑的当官的。我跟二倔子正蹲门外修车，这帮子人连个招呼也没打，呼呼啦啦地就进了屋，满屋子吆喝：“掌柜的呢？有管事的没？”
我一听，这来头不大对劲儿，就撩下手里的活儿，跟了进去。二倔子也跟了进去。
“各位请。”川子舅赶紧迎着那帮人，笑着说：“劳驾问一下，各位有什么事吗？”
一个戴礼帽、穿中山装、披斗蓬的人，推了一下脸上的金丝边眼镜，拄着手里的文明棍儿，站川子舅跟前，问：“你就是何久川？”
“对。对。”川子舅说：“我就是何久川。”
那人朝站他身边的一个小个子军官一抬手，军官把一张纸搁在那人的手里。那人仰着脸，把手里的纸递给川子舅，说：“我们是奉命而来。”
“哦。哦。”川子舅看了看那纸上的字，又把那张纸还给那人，说：“不知道各位长官来，有失远迎。请随便坐吧。”这就叫我，再去找几把椅子。
